台北的雨，是有重量的。
它不像温哥华的雨那样轻盈、那样理所当然地落下来，像一层薄薄的纱，笼住整座城市。台北的雨是黏稠的，是亚热带的湿气被重力拉扯，一滴滴地砸在铁皮屋顶上，砸在柏油路上，砸在汀州路这栋四十年旧公寓的遮雨棚上，发出一种连绵不绝的、令人窒息的钝响。
瞿青躺在床上，听着那个声音。
天花板正中央，那块永远修不好的漏水处，又开始往下滴水。她不用看也知道，那水滴正以大约每四秒一滴的频率，聒噪地撞在电视柜上那只搪瓷脸盆里，然后漾开一圈细小的涟漪。
那脸盆里已经有了半盆水，水面浮着一层薄薄的灰。
她不知道自己躺了多久。
可能是两天，也可能是三天。
窗帘是拉上的，但那条缝隙里透进来的光告诉她，外面天亮了，又暗了，又亮了。她的手机已经没电自动关机，充电线就躺在枕头旁边，但她没有伸手去够。床头柜上摆着半瓶金门高粱，旁边散落着几颗安眠药，药片上印着浅浅的刻痕。她记得自己昨晚吞了两颗，又或者三颗，然后躺下来，看着天花板，等死。
等死，这个词对她来说已经不再有恐惧感。它就像一个老朋友，每天傍晚准时来敲门，坐在她床尾，沉默地陪着她。
瞿青闭上眼睛，又睁开。
她的眼角有泪，但泪早已干涸在鬓发里，留下咸涩的痕迹。她不记得自己为什么哭了。也许是因为昨晚梦见了可怕的东西，又或许是因为想到了那部让她身败名裂的电影，但无论如何，眼下最糟心且最苦恼的，也许就是这该死的天花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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